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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子好学,自强不息!

祭拜当天的情景总体来说就是气氛很肃穆,格调很高,大殿依然华美,但祭器粗朴,木质的碗啊壶啊酒杯什么的,没什么象样的器皿,祭品也很简陋,肉几片,汤也是冬瓜汤,至于祭祀所必须的三牲,即牛羊肉这些,那都是臭的。

    祭品极简陋,朱红木簋,木壶,木酒樽,甚粗朴。簋中肉止三片,粉一铗,黍数粒,冬瓜汤一瓯而已……祀毕,牛羊已腐臭不堪闻矣。

    此事虽然不是正史所载,但作者张岱乃是那个时代的人,而且张岱出身仕宦之家,久居杭州,他本人喜欢游历天下,加上素养很高,所以交游广阔,与当时的名卿贵族,朝廷官员来往得相当密切。

      当时崇祯派出朝中的太常寺卿去南宁主持祭祀仪式,而张岱因跟太常寺卿朱兆宣有不错的友谊关系,所以得以跟随而去。他也得以有机会见识到这场史上最寒酸的皇家祭祀活动,并将其记录在《陶庵梦忆》中。

壬午七月,朱兆宣薄太常,中元祭期,岱观之。

而且这人也不是清朝的腿子,明朝灭亡后,张岱立志做明朝的臣民,不与清廷合作,著书良多,以寄托故国哀思,所以他也应该也不必去添油加醋,所以此事还是有着一定真实性的。

至于崇祯为何这么做,其实我们结合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,就很好得出结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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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十五年事什么时候?明朝是崇祯十七年灭亡的,也就是说,两年后,明朝就亡了。而当时正是明朝刚刚输掉了与满清之间的大决战松锦之战,国家可谓是一片哀嚎。再加上陕西民乱又起,李自成羽翼已成,国家面临内忧外患,出于风雨飘摇之中,朝堂内外,一片低迷。朝中大臣在这个时期的表现非常不积极,没有谁想去帮助国家度过难关,面对崇祯的询问也只是敷衍了事,他们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担忧。

毫无疑问,在这样的一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,满朝文武都已丧失信心,对大明的前途产生了深深的绝望,大明能不能活着都是个问题,帝国已老,行将就木,会有多少人随着它崩溃?许多大事都堆积在一块,相较而言,中元节在南京祭祀这样的事情,已经算不得什么了。形势不容乐观,毁灭或许转眼即至,祭祀先祖怎么做得到隆重相待?

尽管此时的崇祯仍然高高在上,但是朝堂上已经没有了任何生气,眼看着国家就要葬送在自己手中,崇祯心里的滋味可以说是非常“不爽”,整个身心都被救国一事所占据,对其他事务并不是特别关心。所以当祭祀活动的方案摆在他面前的时候,他也没功夫去管。

而且这事儿本来就是礼部的工作,如果是平时,崇祯或许会上心关注一下,但是当时他显然没心情。

当然了,毕竟是祭祖,就算没有皇帝关注,礼部也不该懈怠啊。

总的来说,其实算不上懈怠,因为具体的流程,和祭祀的大致规格还是没变的。按照张岱《陶庵梦忆》描述,该拜了的拜了,该作揖的也都作了,只是祭品太过寒酸。

这是无奈之举,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当时明朝已经算得上是油尽灯枯,有点钱都拿去打仗了,真的没有富余了。

众所周知,想要举办大型活动还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,当时的明朝显然已经是山穷水尽。先是国家爆发了大范围的自然灾害,小冰河时期带来常年大旱,引发了蝗灾、鼠疫等一系列大规模的灾害,而且这不是一次两次,而是从万历后期开始,几乎是连年不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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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国家来说,这种长期灾害动摇了国家的经济基础,明朝国库也在这些年中被彻底搬空,民众生活难以维持,三军粮饷也无法满足,国家可以说是到了彻底破产的境地。

虽然崇祯兢兢业业,靠着在江南的收刮,稍微帮助明朝恢复了一点元气。但是陕西民乱,辽东女真,战事不断,无时无刻在消耗着明朝的国力。特别是崇祯十五年这个明朝最后的两年,那基本上已经油尽灯枯了。在这种经济环境之下,就算是礼部想要风光的举办祭祀仪式也是不太现实的。

当然话说回来,毕竟是皇家祭祀,再穷也不至于如此寒酸。但钱不钱的,并不是最大的问题,主要还是心态上,不过是草草应付而已。

而且对于崇祯来说,本来这个人就崇尚节俭,办得简陋点儿倒也符合他心意,也算是给先祖事先“请罪”了。咱们都知道,崇祯上任一来,干的最多的事儿就是下“罪己诏”,有事没事儿就请罪 。

综上所述,本次的祭祖活动位于特殊时期,崇祯和礼部既没心也没钱去搞这样的国家级活动,所以这次的活动也只能草草了事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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